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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《基本法》没有规定，你认为是否应该规定副局长要放弃外国护照呢？
同一个问题，放在不同时空和人物上，或许得出来的答案会很不同。想像如果是在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谈判期间，当时虽然没有副局长的官职，但对类似问题，可能有较多的港人会采取宽松处理。
最近，有关副局长的护照问题，掀起社会上一阵讨论，起因是有报道指曾任民建联副主席的副局长苏锦梁拥有外国护照，此事迅速引起关注，而带起的政治压力在本周开始升温，因应形势变化，有关方面遂赶在副局长履新前先作回应。政府的态度是，既然法例没有要求，所以不会硬性指令副局长须放弃护照，但各人可按本身意愿作出决定，而苏锦梁已于日前宣布放弃外国护照，其他副局长亦对问题公开交代。
从严够纯洁 从宽利吸才
卷入风波中心的苏锦梁放弃外国护照，很有息事宁人的味道，直接效果是纾缓了上升中的政治压力，这亦有助对副局长持有外国护照这个问题的反思。
副局长是否可以持有外国护照？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绝对的答案，作为特区主要官员，《基本法》有规定不能持有外国护照，这个规定是考虑到主要官员涉及重要政策的制订和推行，效忠问题特别重要。当《基本法》作出了明确规限，就成为法律要求，中间没有妥协的空间。
和主要官员不能持有外国护照的法例规定相比，副局长能否拥有外国护照，就变成一个尺度问题，有严与宽的空间可供选择。有人会主张从严，认为副局长属于政治任命，应该有政治承担，既然有志从政，为什么又要拿一张外国护照呢？
认为从政者应该放弃外国护照，是追求政治的纯洁性，如果有志出任公职者，能够在初入政坛即表露出一往无前的决心，当然是热诚可嘉。换转一个角度，香港的政治体制现在仍然处于发展初阶，如果把政治人物进场的门坎提高，就要考虑会否增加了政治新秀的疑虑，令部分有潜质的人才，因为机会成本太高而却步。
在今次护照风波中，除了苏锦梁外，政务官出身的谭志源亦放弃了居英权。本地的政务官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，公务员信守政治中立，享有稳定的前途和职业保障，要他们转任问责官员，等于放弃了非常稳定的生活，这是很多中年而优秀的政务官不愿充当问责官员的理由，而今次谭志源顺应外界要求放弃外国护照的例子，又会不会进一步削弱了公务员从政的兴趣呢？
副局长敢对压力说不吗？
香港的人口组成，主要是大陆移民，自战后不断有人由大陆来港，部分人其后移民，部分人落地生根，也有部分人移民后回流，故此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口估计有大约九十万，这些人即使预备留港，可能仍然会有家属联系，部分专业人士则有执业资格的考虑，成为他们保留外国护照的诱因。
面对外界的关注，港府采取了不要求放弃，亦不要求集体行动的“两不”政策，究竟五名已持有外国护照的副局长会否全部自行宣布放弃，是个令人很感兴趣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从不同政策局的工作性质来说，有个别副局长面对的政治压力可能会较轻，假如这些副局长决定保留外国护照，他们日后的工作表现和市民的接受程度，应可成为港人对这个问题取态的晴雨表。
（来源： 香港《星岛日报》 香港《星岛日报》 编辑：Kachin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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